以自由看待革命：英国道路与法国道路之别

darkzc

编者按：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并没有在德意志境内“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大、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反而在法国这样中世纪制度松动的国家爆发。有人将其总结为托克维尔定理：“传统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改革过程中革命的风险最大”，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如果不转型、不改革，革命的风险反而会降低。托克维尔显然没有这样的意思。事实上，拒不改革的革命风险很大（如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改革不当的革命风险也很大（如托克维尔时代的法国），改革是必须的，不同的改革道路才是决定成败与否、风险高低的关键因素。

法国大革命的使命应当是自由，一是摧毁封建经济特权，二是约束政府权力，但实际结果是封建经济特权是被摧毁了，但政府权力却更强大了。

英国道路赋予了英国人自由、自治与宪政，法国道路赋予了法国人革命、平等、民主与强大政府。

起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法国、欧洲甚至世界历史有着既深且广的影响。对这场革命的理解与评价，历来呈现出极化的态势，有“大革命是后来一系列更进步革命的先驱”之说，有“大革命使平等压倒自由”之说，有歌颂“大革命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痛斥“大革命放纵卑劣、暴虐及人性中的所有恶”……

对大革命歧异的评价，显然起于对大革命成因的不同理解。1805年生于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有亲身感受，父母曾在大革命时被抓了起来，差点儿上了断头台。他本人有过从政经历，当过众议员，还当过几个月的外交部长。在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建立后，他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及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写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

由于恣意汪洋的写作风格及其思想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托克维尔在书中的洞见，此起彼伏，但看起来不连贯，因此只有在统览全书后，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他的洞见。在书中，托克维尔不时将法国与英国对比，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一个线索：以英国为对照组，以法国为实验组，一些参数相同，一些变量不一样，最后是法国而不是英国爆发了大革命，那么理解了英法两国的不变与变，我们就可以理解大革命的成因。

英法相同的初始条件：中世纪制度

由于革命是政治事件，许多人关心革命前后政治制度的嬗变，这种囿于政治制度的思维会局限我们对大革命成因的理解。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制度（核心为产权制度）是最为基本的制度，是第一位的；政治制度反而是派生的，是第二位的。

在漫长的中世纪，英、法、德等国的制度是一样的，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中世纪制度”或“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按等级（身份）界定权利的产权制度，土地归诸多的领主（贵族）保有，不能自由买卖；农民人身依附领主，世世代代被束缚于土地上，没有权利拥有土地，亦不能自由迁徙（甚至领主对农民的新婚妻子拥有初夜权），要定期不定期向领主缴纳租税。这种以实物、劳务或货币形式缴纳的租税，有两重性，一是地租，农民耕种土地的租金；二是赋税，因领主也向农民提供人身保护、法律裁决和救济等，在这个意义上，领主就成了本地政府。

正如托克维尔说的：中世纪英、法、德等国“农民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土地按同样的方式为人们所拥有，所占据，所耕种，耕者承担同样的义务。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领主庄园、领主法庭、采邑、征收年贡土地、服徭役、封建义务、行会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时连名称都一样”（第一编第四章）。

领主或贵族除了拥有上述经济特权和本地政治权力外，亦与国王一起分享全国性政治权力。而所谓国王，一开始不过是最大的领主而已。即使国王是最大的领主，但其他领主联合起来足以跟国王抗衡，鉴于这样的实力格局，尊重彼此包括经济特权在内的所有特权、共同统治，就是一种暂时的均衡状态。另外，国王如要从事战争，就必须募集资金解决战争财政问题，就必须向贵族和平民征税，在贵族阶层实力强大之时，没有贵族的同意是不行的，这意味着更有与贵族分享统治权的必要了。

一言以蔽之，封建制度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在此基础上，亦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安排。领主（贵族）拥有两种封建权力：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那么，英国和法国分别是如何走出中世纪的呢？英国道路的基本特征是贵族放弃了经济特权，保留了政治权力；法国道路则反过来，贵族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却继续保有（甚至扩大）了经济特权，这就导致了英、法两国贵族乃至两国的命运大不一样。

英国道路：贵族放弃经济特权？

封建制度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当然是落后的，它是经济自由的对立面。市场经济以价格作为竞争准则。根据科斯定律，对权利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本质前提，这意味着财产权的私有和生产要素及商品的自由流通。在封建制度下，农民不能自由脱离对领主的依附自由择业；土地亦不能自由转让。缺乏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封建制度，就成为了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最主要、最基本的障碍。对欧洲国家来说，谁能尽早地将封建制度变更为私有产权制度，谁就能在实力上压倒别的国家。

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生了两起世界性事件：欧洲直通印度的新航线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这对被海洋环绕的岛国英国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广大外部市场的迅速扩大，刺激了英国羊毛及羊毛制品的出口，这就带来了英国畜牧业和毛纺业的大发展。领欧洲风气之先的圈地运动就应运而生。

所谓圈地，就是把土地界定为私有产权的行为。在封建制度下，在贵族的直领地和农民的份地外，有所谓的公地，贵族纷纷把这部分地圈占起来，使用与收益有如自己的直领地。由于养羊的利润很高，远远高于从农民手里收取的租赋，贵族纷纷与农民解除了世代之约，取消了农民的永佃权；农民如不同意解约，那就被直接驱赶出去。收回的公地和份地，贵族用来养羊或租给企业家养羊，大发其财，这样一大部分贵族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先前农民欲取消人身依附关系而不得，现在贵族主动给取消了，这些拥有自由择业权的失地农民，可谓当时英国的“农民工”，是货真价实的产业工人。

封建制度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就这样慢慢解体了，被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所取代。英国贵族非常痛快地、主动地逐步放弃了封建经济特权，乃是因为他们发现放弃这些特权比继续保有更赚钱。这反映了反过来读的科斯定律：价格准则不仅仅能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最优的配置；而且为了实现这种最优配置，会倒逼资源权利的清晰界定；而当资源权利得到清晰界定，就会极大地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能够部分解释17世纪工业革命为什么肇始于英国。

正如托克维尔对英国的评价：“如果忘掉那些旧名称，抛开那些旧形式，人们便会发现，自17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开。所有这些新原则在中世纪社会中都不存在。然而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巧妙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它内部仅仅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犹如供奉品。”（第一编第四章）

英国道路：贵族保有政治权力

有趣的是，英国贵族在主动放弃封建经济特权时，却能长久保持政治权力，这两点缺一不可地塑造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我们不可天真地以为，因为英国的君主懂得妥协或人性仁慈，所以与“贵族共治天下”。事实上，想要扩张甚至独享权力，几乎是君主的天性。不过，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历代国王中央集权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13世纪初，约翰王君临英国，这是一位好战的君主。为了解决战争财政问题，约翰王不断对平民与贵族加税和加征新税，例如，把贵族的继承税上涨了100倍。高税赋导致物价飞涨。1215年，愤怒的贵族们以“国王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却要求比惯例规定的更多的权力”为由武装起来，讨伐国王。胜利的贵族和约翰王举行谈判，最后签署了《大宪章》。

《大宪章》让国王没法任意处置贵族的土地、城堡等财产，限制了国王对贵族的征税权，恢复了旧的贵族继承税税额，要求国王“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者外，不任命任何人为法官、巡察吏、执行吏或管家吏”，伦敦城和其他城市“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这是首次以明确成文法律的形式限制了王权、保卫了贵族和社会。再后来，有了常设的议会，又逐步形成了贵族院和平民院。君主做出重大决策，不征询议会的意见，后果很严重。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一个多世纪，英国也爆发了革命。由于议会不同意随意征税，查理一世多次解散议会。为了筹募战争经费，在1640年重开议会，议会有大量面向国外市场而生产并因此而富起来的贵族与平民，要求国王尊重财产权和限制王权，结果国王和议会打了起来。这场斗争让一个国王上了断头台，但掌握了最高权力的议会派克伦威尔亦成为独裁者。在近50年的混乱后，以光荣革命解决了王权扩张问题，通过《权利法案》的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废除法律，亦不得征税。英国因而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简单说，在英国，国王与贵族斗争的结果，是国王企图扩张王权、建立中央集团的绝对君主制没有得逞；贵族有力地捍卫了政治权力，并以《大宪章》和《权利法案》等文件和议会等机构有效地保卫和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这就给社会自治留下广阔的空间，这是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强大保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有各种界限模糊的阶层和形形色色的共同体，避免社会一盘散沙、公民沦为原子化的个体直接暴露在国家权力之前。工业革命肇始于英国不是偶然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权对英国宪政亦有相当贡献。连《大宪章》都不得不规定关于强占土地、收回遗产及最后控诉等案件，由国王巡回法庭审理。这反映了普通法取代封建法的趋势。在司法竞争的情势下，国王的法庭比领主的法庭审判更公正，更尊重基于传统习俗上的权利。这说明，国王和贵族互相制衡的结果，是促使好的制度沉淀下来，成为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英国道路可以总结为：贵族主动放弃了封建经济特权，拥抱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但与此同时却牢牢地保住了政治权力，阻止了王权对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和社会自治的侵蚀，宪政就是这两点的必然结果。用等式表达的话，英国道路就是：贵族放弃经济特权+保留政治权力＝宪政之路。

法国道路：贵族丧失政治权力？

现在我们说法国有中央集权的传统，其实这个传统也不过四百年而已。在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绝对君主制的事业上，英国国王在法国国王面前简直弱爆了，在查理一世及其后的几位英国国王与国会争夺政治权力时，法国正是“一代英主”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于1643至1715年在位。在英国最终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同时，法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制。

许多人不理解过去欧洲的国王为什么动辄就发起战争，其实秘密就在于战争是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武器。在战时体制下，君主可以低成本地抓权，贵族不出钱出力、平民不纳税支持战争，那就是“不爱国”啊；胜了还有额外的花红，提高国王在国内的威望。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和绝对君主制同时兴起，绝不是偶然的。路易十四就是一位利用战争抓权的高手，在位期间，他发动了四次大规模战争，几乎在位一半的时间都在与别国交战。法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和国王在国内的权力均急剧上升。

御前会议就是大革命前国王君临法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御前会议起源很早，但是它的大部分职能却是晚近才有的。它集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作为政府的委员会，它根据国王意志还拥有立法权，讨论并提出大部分法律，制订和分派捐税。作为最高行政委员会，它确定对政府官员具有指导作用的总规章。它自己决定一切重大事务，监督下属政权。一切事务最终都由它处理，整个国家就从这里开始转动。”“它既是最高法院，因为它有权撤销所有普通法院的判决，又是高级行政法庭，一切特别管辖权归根结蒂皆出于此。”（第二编第二章）

法国贵族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完全败下阵。他们丧失在中央政权的话事权和参政权。拥有最高权力的御前会议，其成员可不是大领主，而是“平凡或出身低下的人物”，所有成员均可撤换。不仅如此，贵族在自己领地的治理权也丧失了，属下的农民受法国君主政府的直接统治包括直接征税。“领主被排除在政府的所有细务之外；他甚至不再进行监督，不加以协助；过去他过问这些事以维持自己的力量；随着他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他已不屑于这样做。”（第二编第三章）

法国道路：贵族保有经济特权

应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国的封建制度也在逐步解体，农民可以购买并保有土地。不过，法国是落后的农业国，法国贵族没有像英国贵族那样有外贸和工业上的激励废除经济特权。法国贵族的封建经济特权继续保有，而且在农民对土地的强大需求下，经济特权的租金反而在增加。18世纪的法国农民，“酷爱土地，用全部积蓄购买土地，而且不惜任何代价”。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税（经济特权的租金），不过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所辖的领主，“这些人和他一样与政府毫不相干，差不多和他一样无权无势”。

托克维尔这样描述法国农民的遭遇：“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在这广阔的天地里，这一小块地是属于他本人的，对此他心中充满自豪与独立感。可是那同一帮邻人跳了出来，把他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无偿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想保卫他的种子不受他们的猎物的糟蹋，可是那帮人阻止他这样做。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

吊诡的是，法国贵族在保有甚至扩大经济特权的同时，不再对辖下的农民承担救济的义务，这本是领主的一项封建义务。此外，在中央集权制下，法国贵族还享有免税权。

这样，法国君主政府横征暴敛的所有赋税负担落在了穷困的农民身上了，“税额不断变化，乃至种田人前一年无法料知下一年应付多少。在教区内，每年随便任命一位农民为收税员，由他负责将捐税负担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身上。”“在这样的捐税制度中，每个纳税人都确实有直接的和长远的切身利益去窥伺邻人，向收税员告发邻舍财富的增加；人人被挑唆去嫉妒、告密、仇恨。”但收税员也是要命的差使：“这一职务给那些任职者带来绝望，几乎总是以破产告终；就是这样村里全部殷实之家陆续被陷入贫困。”（第二编十二章“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

法国农民苦啊。在完全的封建制度时代，他们只需要向领主缴纳租赋；在绝对君主制的法国，农民不仅要继续向已失去权势的领主缴纳租金，还得向法国君主政府缴纳赋税。同时要侍奉两个主子，既继续承受封建之害，还要新受专制之毒。而在英国，贵族和平民一样纳税，赋税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早已实现。

法国君主政府对私有产权是非常蔑视的：“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第三篇第六章）

法国道路可以总结为：在有为的国王加强中央集权和绝对君主制的努力下，贵族败下阵来，失去了所有本地和全国的政治权力，但与此同时却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了经济特权，法国穷人（农民）承受了双重压迫，既要继续履行古老的封建给付义务，又要为拥有绝对权力、蔑视私有产权的政府埋单，自由在哪里？平等在哪里？如果有等式的话，法国道路就是：贵族失去政治权力+保留经济特权＝？

受尊敬的贵族与招人恨的贵族

英国贵族没有经济特权，有政治权力；法国贵族则反过来，没有政治权力，有经济特权。这一重大差别让两国的历史走势和命运大不一样，但首先是让两国的贵族形象和命运大不一样。

在英国，贵族有良好的形象，贵族从对外贸易和工业革命中赚了钱，靠的既不是封建经济特权，也不是从政治权力中寻租钱，而是托私产和市场的福。有钱的贵族是为了荣誉而非贪污和寻租去从政，又有世代传承下来的从政经验，这是理想的从政者。

盖市场经济的价格准则，是以非人格化的金钱交易和分配经济物品，如果不认金钱或不全认金钱，那势必要认别的东西，如认身份、认地位、认权势，金钱是一种去身份化、去权势化和平等化的力量，用十英镑，农民与工人能买来的东西，跟贵族与国王是一样多。当贵族主动迎合市场经济、主动放弃封建经济特权，贵族作为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界限就模糊了，且贵族已经不是食税阶层（taxconsumers），其精于政治技艺的专长反而更受尊重。

在英国贵族的自我革命完成之时，法国贵族可鄙视地继续保有封建经济特权，成为食税阶层；当他们失去政治权力后，反而汲汲于强化自己的贵族身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就更招人恨了。在英国，gentleman意思已经泛化，绅士成为对男性的尊称。在法国，gentilhomme始终局限于其原始含义的狭窄范围，就是指身份上的贵族。法国贵族成为大革命的对象，不亦宜乎？！

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

英国道路和法国道路的差别，塑造了两国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一个是私产和市场原则受到充分尊重的宪政自由制度，另一个保留了贵族封建经济特权的绝对君主制度。这就造成了两国社会风貌的大不一样：英国人热爱自由；法国人相信甚至迷恋权力。

在英国这样一个充分享受了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社会，形成了个人自负其责和社会自治的社会风尚，个人本能地对国家权力敬而远之。托克维尔写到，在法国“在大多数人看来，如今唯有政府才能确保公共秩序：人民只怕骑警队；而有产者只信任骑警队。对双方来说，骑警队骑兵不光是秩序的主要捍卫者，而且就是秩序本身”。但法国逃亡贵族到英国后，惊异英国没有这种骑警队。他们有人觉得，这英国太土太落后了，一个法国贵族写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英国佬被偷盗以后反倒庆幸，说至少他们国家没有骑警队。”

法国君主政府已经强大到把一切都管起来的地步，人民的德性被败坏了，分配性努力压倒了生产性努力。“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诉状数量浩繁，虽然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其实涉及的仅仅是琐碎私利。”“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第二编第六章）

托克维尔观察到：“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这些既治国又研究治国之道的人是贵族，例如写《政府论》的洛克和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柏克均为贵族。其他人呢？有经济自由，难道还有比赚钱致富更重要的？

但在法国，统治国家的是一群人，讨论政府和法律的是另一群人，后者是一群文人（民粹公知），没有任何从政经验，整天谈论政治的普遍原则，而不考虑可行性和后果，托克维尔挖苦道：“其他种种自由的废墟里，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我们还能够差不多毫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辩，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是的，法国缺乏经济自由，这些人缺乏上升的通道，就把改变自己卑微现状的希望寄托在革命上，希望在社会洗牌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较好位置。

结语：革命来了

摧毁封建经济特权的历史使命，英国和平完成了，法国却要通过一场大革命来实现。法国大革命的使命应当是自由，一是摧毁封建经济特权，二是约束政府权力，但实际结果是封建经济特权是被摧毁了，但政府权力却更强大了。“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强大百倍。”（第一编第二章）

英法两国从同样的中世纪制度出发，但走的路线迥异，由此形成了两国不同的制度和激励。英国道路赋予了英国人自由、自治与宪政（注意：不是封建制度导致宪政，而是封建制度解体的恰当方式导致宪政）；法国道路赋予了法国人革命、平等（哪怕是奴役的平等）、民主与强大政府。英国人不把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而寄托在自己的自由和个人奋斗上；法国人则热切地希望政府能给他们一切，当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动革命、推翻政府，希望下一个政府就是自己理想的那一个。大革命之火于是熊熊燃烧。

要自由还是要民主？个人自负其责还是寄希望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解决一切？英法两国贵族的不同选择决定了不同的答案。

瓦哈里安

瞎扯蛋   

wkyqsb

不明觉厉。

刘梦龙

嗯，那里看出法国号完蛋了

瓦哈里安

法国号这种别有用心的文章本质还是含沙射影，借古喻今吧

STUK

转贴无出处啊。

国家的第一公民

真是好贴啊，还没看完就醍醐灌顶了

guax785

借古讽今，小心顺丰快递

darkzc

STUK 发表于 2013-1-29 08:07
转贴无出处啊。

南方周末，有事找他！

midpig

darkzc 发表于 2013-1-29 18:19
南方周末，有事找他！

南方啊？听说前一阵软了吧唧的

阿史那

抢劫——分赃——大打出手——盖世英雄出现——赚钱——抢劫.....................
循环几千年了

liumufeng

查水表了

i1j

说到底就是贵族寡头对吾皇+群众的恐惧罢了。

linkcrazymind

醍醐灌顶，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

ourking

卢梭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

杰斐逊写道：“严格遵守成文法无疑是一个好公民的重要义务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迫切需要、自我保存、危急时保卫祖国等法则是更重要的义务。死板地遵守成文法以致失去了祖国，也就失去了法律本身，失去了生命、自由、财产以及所有那些与我们一同享受那些东西的人，从而荒唐地为了手段而牺牲了目的。当年在日耳曼敦战役中，华盛顿将军的部队受到盘据在邱姓住宅的敌人的骚扰，他毅然将大炮对准住宅猛轰，尽管那是一个公民的财产。当他围攻约克敦时，他将近郊村庄夷为平地，因为他认为国家的安全必须高于财产法之上。”

瓦哈里安

卢梭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

选举也是贿选成风，即便自由也是钱的自由。

瓦哈里安

此文属于毫无底线的为英国洗地，丧心病狂的捏造出一段自由主义神话肆意篡改历史自欺欺人的结果就是一头撞上现实的铁墙，新自由主义08年就已经破产了，但其饲养的幽灵至今仍在太平洋两岸游荡。

i1j

一个幽灵,公社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的同盟.

wilson

其实，法国和英国革命最大的区别在于暴力与妥协的非暴力。一个社会的变革最佳方式绝对不是什么暴力革命，而是非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毁灭的不仅仅是保守势力，更多的是社会长久积蓄的社会财富。这些财富不只是各种有形的金钱、土地等，还包括文化、传统等无形东西。非万不得已绝对不应该选择暴力革命。

天朝就是最明显例证。由于清政府缺乏对政局的控制和纵观全局的长远目光，最终被立宪派抛弃。而抛弃幻想的立宪派转而支持革命党人，最终通过暴力革命结束清朝统治。但结果是，清政府垮台后，政局更加混乱，直到1949年前，天朝也没真正政局统一。而之后的情况，就更加证明了暴力革命的原罪。

从世界范围看，暴力革命就没有一次真正的有效成功案例。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苏俄。现在讨论天朝为时过早，但结果似乎也不外乎苏俄

ourking

wilson 发表于 2013-1-31 00:19
其实，法国和英国革命最大的区别在于暴力与妥协的非暴力。一个社会的变革最佳方式绝对不是什么暴力革命，而 ...

貌似率先崛起的列强都经历过内战（革命）或者以对外战争形式完成国家统一

印度就是非暴力革命的典型，现在烂的一B，没有后劲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