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罗马史：公元前600-前300年西地中海的霸权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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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创，使用了不少网络资料如维基百科等。由于该历史时间段中文资料较少，特别是西西里战争全部来自外文资料，四级水平不到的笔者尽量核对但不敢保证没有问题。如有发现问题的坛友可以列举史料反映，谢谢大家

一、背景

西地中海的早期居民

远古时期，在西地中海周边的土地上就有人类居住。伊比利亚半岛居住着古伊比利亚人，西北非的主要居民为古柏柏尔人，在法国和意大利也发现从旧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各个时期相当系统的人类文化遗迹。这些古人们大多以中小部落的形式组合在一起。起初过着采集-渔猎的生活。随着公元5300年前出现在多瑙河流域的斑纹陶农耕文化的传播，西地中海地区也逐渐从采集-渔猎社会转向农耕社会，公元前2800年后，这一地区引入犁耕，作物收成得到提高，酋长制、土地私有和财产的继承慢慢在这些地区相继出现（《世界史前史》（美-布赖恩·费根）第7版第六章第5节）。他们也开始有了宗教，比如遍布欧洲的古巨石阵遗址，在当时便是古人们的宗教活动中心。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将被打破。

法国的卡纳克巨石阵

印欧人大迁徙

古印欧人最初栖息在南俄草原。这个游牧集团由很多个中小部落组成，这些部落起初有类似的语言和文化。他们主要靠畜牧为生，为追逐理想的放牧环境而迁徙。虽然他们往往比被入侵民族落后，但凭着剽悍的民风和对马及战车的娴熟运用，往往打败被入侵者而统治之。在印欧人大迁时代，这些迁徙中的游牧部落著名的主要有：

1. 约公元前3300 年，安纳托利亚分支开始向小亚细亚迁徙。其中的一支赫梯人于约公元前2100 年入侵安纳托利亚高原，并在那里建立了强大的赫梯帝国。

2. 约公元前3000 年，印度- 伊朗分支开始向伊朗高原迁徙。其中，波斯人于约公元前2000 年在伊朗高原定居下来，并于公元前550年左右建立起古波斯帝国。雅利安人部落约于公元前1700 年入侵印度。他们征服了处于古代文明的古印度人，并吸收印度古代文明的精华，建立起了印度古典文明。

3. 约公元前2250 年，亚该亚人抵达希腊半岛，并开始在半岛上定居下来。到了约公元前1600 年，入侵者建立起了希腊半岛南部的迈锡尼文明。他们还多次入侵并最终征服文明久远的克里特岛。

4. 约公元前2100 年，凯尔特人迁徙至欧洲。至公元前1200 年，凯尔特人已经占领了中欧和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如高卢、伊比利亚半岛、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等。约在公元前700 年，他们入侵并占领了不列颠岛。

5. 约公元前2000 年，古日耳曼人迁徙到中欧和北欧，并在当地定居下来。

6. 约公元前2000 年，意大利人入侵亚平宁半岛，“古意大利人”是由几个民族构成的，包括萨宾人、翁布里亚人和拉丁人（罗马人即为拉丁人的一支）等。

7. 约公元前1400 年，斯拉夫人迁徙至东欧地带，在第聂伯河和奥得河之间的地区繁衍壮大起来。

8. 约公元前1200 年，手持铁器的多里安人和爱奥尼亚人再度入侵希腊半岛。他们摧毁了亚该亚人建立起的迈锡尼文明，并将希腊文明带入持续了近400 年的“黑暗时代”，直到公元前800 年左右希腊诸城邦一一崛起。 爱奥尼亚人在西元前1000年前后开始从阿提卡和希腊中部其他地区迁到安纳托利亚。

当然，印欧人的迁移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替代、文明替代过程。这过程中除了许多人被杀、被奴役，还有不少部族成为征服者的臣属。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互相学习双方的长处，逐渐地进行了民族、文明融合的过程。

扩展阅读：印欧人所操的语言也因此分化为不同的古语，这些古语又在后来的发展中各自衍生出了一些子语言，这些子语言成为一些现代语言的雏形。这些语言组成的语言体系被后世学者总称为印欧语系，而将印欧语系下的诸语支称为各种语族。其中：

1. 雅利安人入侵并征服了古印度人，他们的后代建立了印度古典文明。雅利安人的语言最终发展为后来的梵语，并通过各种宗教经典流传了下来，成为研究共同印欧语的一门重要古语。梵语后来衍生出了印度语、孟加拉语等现代语言。因此也有了印欧语系的印度语族。

2. 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入侵了希腊地区，他们的后代建立了希腊古典文明。其语言最终发展为古希腊语，并成为灿烂深邃的古希腊文化的载体，也深刻影响了欧洲的诸后代语言。因此也有了印欧语系的希腊语族。

3. 意大利人入侵了亚平宁半岛，他们中的一支建立了著名的罗马文明。后者的语言最终发展为拉丁语，并成为古罗马文明的载体。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拉丁语则分裂为各种方言，并衍生出后来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这些语言因为源自拉丁语而被统称为罗曼语。因此也有了印欧语系的意大利语族。

4. 古日耳曼人迁徙到中欧和北欧，其语言最终发展为古日耳曼语。当日耳曼民族发展壮大后，又分裂出了东部、西部和北部三大分支，其中西部分支衍生出了英语、德语、荷兰语，而北部分支则衍生出了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冰岛语等。这些语言因为源自古日耳曼语而被统称为日耳曼语。因此也有了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族。

5. 波斯人入侵伊朗高原，并建立起古波斯文明。其语言最终发展为古波斯语，后者发展演变出了现代的波斯语，为伊朗的官方语言。因此也有了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

6. 凯尔特人迁徙至中欧，其语言最终发展为古凯尔特语。后者衍生出了今天的威尔士语、苏格兰盖尔语等语言。因此也有了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族。

7. 斯拉夫人迁徙到欧洲大陆的东部，其语言最终发展为斯拉夫语。后者衍生出了今天的俄语、波兰语、保加利亚语、乌克兰语等诸语言。因此也有了印欧语系的斯拉夫语族。

当然，印欧语还有安纳托利亚语族、波罗的语族、亚美尼亚语族、阿尔巴尼亚语族、吐火罗语族等分支。因为这些语族的语支已经消亡或者相对不重要，此处不再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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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腊和腓尼基
1.希腊和腓尼基的大殖民运动

由于希腊地区土地多山，古人农耕水平不高，因此在纾解过剩人口、政治避难及商贸据点建设等需求推动下，在公元前八至前六世纪之间，希腊人进行了广泛的海外殖民运动。殖民的范围扩展到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和整个黑海沿岸。东地中海的闪含语系商贸民族腓尼基人，也由于政治及商贸原因，在公元前1000年代前后到前六世纪进行了广泛的殖民活动。因为爱琴海地区为希腊人占有，埃及与希腊有长期的商贸关系，他们殖民的主要方向便是西地中海地区。以下地图显示了截至前550年这次大殖民运动的最终成果。粉色区为爱奥尼亚人占领的地区及其殖民地，蓝色区域为多里安人领地及其殖民地；深灰色为亚该亚人及其统治民族下的地区及殖民地，浅灰色则为腓尼基人的土地及其殖民地。

双方的殖民行为也有所不同，布匿人和土著人的早期交流大多是较为和平友好的，可能是这时布匿人殖民者尚没有或很少领土野心，他们更注重于控制贸易。这甚至在伊比利亚半岛南部造就了一个东方文化和伊比利亚文化的杂交品种：塔尔提索斯文化（Tartessos）。伊比利亚人向腓尼基人提供银子，作为交换品，腓尼基人向塔尔提索斯人提供酒和橄榄油。用来盛这些东西的腓尼基双耳细颈罐遍布在属于这个时期该文化的遗址中，同时被发现的还有贵重金属和象牙制成的奢侈品，以及带有腓尼基风格的神像和墓葬雕塑。这两个文化（腓尼基和塔尔提索斯）之间的交流明显从商业扩展到了宗教思想等领域，因此这段历史时期也被称为西班牙的“东方化时期”（orientalizing period）。然而希腊人特别是其中好战的多里安人的殖民扩张，往往带有领土占领的性质，也带来了不少血腥的战争。希腊人的扩张最终引起了腓尼基人的重视，也加快了迦太基霸权的形成。迦太基霸权形成后，逐渐增加了领土占领性质的殖民扩张活动，尽管有一段时间迦太基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西西里岛，但同时也沿着非洲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海岸线逐步进行扩张。

腓尼基和塔尔提索斯文化共同信奉的塔尼特女神

由此，西地中海的法国内陆地区被凯尔特人占据，意大利内陆地区被伊特鲁里亚人（他们我们会在之后提到）和古意大利人占据，伊比利亚半岛内陆被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占据，北非内陆是柏柏尔人部落地区，沿海大多成为希腊和腓尼基的殖民地。西地中海的霸权争夺就在他们中间展开。

2.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争霸斗争

西地中海的土著、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之间的贸易逐步增加，这些殖民地变得繁荣起来。在公元前800年左右，腓尼基在东地中海的本土诸城邦（上图克里特岛右边浅灰色部分）成为亚述帝国的附庸，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地失去了政治依靠。由于腓尼基民族相对单一，城邦政治形式趋同，在控制和保护商贸、防范本地土著叛乱、抵御希腊人及其他民族的入侵的共同需求下，其最大的殖民地迦太基逐渐成为腓尼基殖民地的联盟盟主。公元前500年左右，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合作，成功地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撒丁和科西嘉的控制，然而在西西里，迦太基人却与希腊人往来拉锯，展开了近200年的西西里战争（又称希腊-布匿战争）。

希腊-迦太基混居西西里岛的象征性肖像:左边是希腊蛇发女怪，右边是腓尼基-布匿“露齿而笑”面具。

在西西里，迦太基帮助本地土著盟邦塞吉斯塔（Segesta）在公元前510年击败了斯巴达将领多里厄斯（Dorieus）的远征。西西里岛的多里安盟邦（斯巴达人是多里安人的一支）对迦太基进行了一场复仇战争，并签订了一项对多里安人有利的条约。多里安人在西西里逐渐得势，暴君盖洛（Gelo）于公元前485年占领了西西东南角的叙拉古，并把这座城市作为他的首都。他甚至通过种族清洗、驱逐和奴役，将这座前爱奥尼亚城市转变为多里安城市，并使叙拉古成为西西里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多里安人的扩张最终导致了西西里战争的爆发。公元前483，爱奥尼亚人城邦希梅拉（Himera）的君主被多里安人废黜，迦太基人不能坐视这个长期盟友的失利，并且希梅拉的君主和迦太基国王哈米尔卡还是密友。于是迦太基倾其国力集结起一支强大的部队赶往西西里。然而在前往西西里的途中，可能由于恶劣的天气，布匿舰队遭受了一定损失。国王哈米尔卡在齐兹(Panormus，即现在的巴勒莫)登陆后，在希梅拉战役中被多里安人彻底击败，他也死于这场战役。据说迦太基的国民兵在此役损失殆尽，并且希梅拉战役与萨拉米斯战役发生在同一天。这一惨重损失改变了迦太基的政治和经济格局，旧的贵族政府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迦太基共和国。国王仍然在位，但他的权力非常小，大部分权力都交给了长老会议。迦太基向希腊人支付了2000塔连特白银的赔款。这便是第一次西西里战争。

迦太基钱币，正面为塔尼特女神，背面为马

不过在西西里，迦太基人并没有失去任何领土。在之后的70年里，西西里岛的希腊城市繁荣昌盛，迦太基征服了北部富饶的突尼斯，并在北非加强和建立了新的殖民地，如Leptis和Oea，即现在的的黎波里。前416年，多里安人和爱奥尼亚人再起争端，爱奥尼亚人向迦太基和雅典（雅典也是爱奥尼亚城邦）求援，由于上次的失利，迦太基人拒绝了援助请求。此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得正酣，但雅典仍派出了一只庞大的远征军围困叙拉古，然而在斯巴达的帮助下，雅典远征军全军覆没。迦太基人现在幡然醒悟，如果多里安人独霸西西里，那对他们是什么结果！由汉尼拔·马戈（Hannibal Mago）领导的迦太基救援部队帮助爱奥尼亚人和多里安人打起了拉锯战。在打赢几场决定性战斗，攻陷了几座希腊城市后，迦太基提出外交解决，但遭到多里安人的拒绝。不久迦太基军队遭到瘟疫的蹂躏，汉尼拔·马戈本人也死于瘟疫。幸而继任的迦太基指挥官希米尔卡（Himilco）同样杰出，终于迫使多里安人同意和谈，迦太基人控制已征服地域，许多希腊城邦沦为附属国。迦太基人的势力在西西里达到顶峰。公元前398年，叙拉古君主狄奥尼修斯巩固了其权力，撕毁合约开战，然而很快被希米尔卡打败，叙拉古也被围。但在公元前396年瘟疫再次肆虐迦太基军队，他们崩溃了。这时迦太基非洲本土和撒丁岛面临叛乱，迦太基无暇顾及西西里，逐步失去了西西里新征服地区，但仍然控制着岛上西部领土。狄奥尼修斯趁迦太基、爱奥尼亚人、斯巴达和雅典虚弱（伯罗奔尼撒战争刚结束）之时，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横跨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及巴尔干的帝国。甚至有证据表明，狄奥尼修斯为了打击罗马及其同盟，怂恿了凯尔特人对罗马的洗劫。

公元前379年的狄奥尼修斯帝国

狄俄尼修斯要求迦太基从西西里全部撤出，于是战争再次爆发。迦太基与反对迪奥尼修斯的意大利城邦联合起来，迫使其处于两线作战中。公元前376年，希米尔卡（和上一位希米尔卡不是同一人）在克罗尼姆（Cronium）战役中击溃了叙拉古军队。随后的和平条约迫使狄奥尼修斯支付1000塔连特白银作为赔偿。狄奥尼修斯在公元前368年再次袭击了布匿人的领地，并包围了西西里迦太基重镇利利俾（Lilybaeum）。然而其舰队在海上的失利使其不得不退兵。叙拉古一系列的失利使得狄奥尼修斯帝国逐渐瓦解。狄奥尼修斯死于公元前367年，之后叙拉古逐渐衰弱。公元前345年叙拉古甚至陷入政治动乱，迦太基人的军队在一位政治竞争者的邀请下设法进入了这座城市。然而很快被赶出。之后叙拉古在母邦科林斯的帮助下，神将提莫莱昂（Timoleon）在克里米苏斯（Crimissus）战役打退了迦太基人的进攻。据说此战迦太基一方有7万人，希腊人一方不到两万，或有水分，但兵力比不低于坎尼战役应该无疑。之后的和平协议使迦太基人的势力在西西里回到Halcyas河以西。以上即为第二次西西里战争。这里我们要提下提莫莱昂这位神样的男人，他是叙拉古的母邦科林斯暴君提莫芬尼斯（Timophanes）的兄弟。在提莫芬尼斯颠覆科林斯共和政府成为君主后，他力劝其保留民主政体，在劝说不成且提莫芬尼斯行为开始暴虐后，他杀死了提莫芬尼斯，挽救了共和制。虽然公众认为他的行为出于爱国，但母亲和族人的咒骂逼迫他作为母邦的援助将军来到西西里。他推翻了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和所有其他的西西里希腊君王的统治，打败了支持这些君主的迦太基。他在叙拉古和其他西西里希腊城邦中建立了温和的民主政体；他把这些城邦互相结为同盟；他在本城邦的公民权之外，又授予各个城邦的公民以叙拉古的公民权，以便把一些西西里当地的城邦与叙拉古联合在一起，而这种办法对各自的地方自治权并无妨碍。提莫莱昂还邀请来自希腊大陆的移民在叙拉古和其他西西里希腊城邦重新定居，使得备受战争蹂躏的西西里岛希腊城邦经济和文化出现了复苏。他在完成这些功绩后声望极高时自愿退休。不幸的是，提莫莱昂在西西里富于建设性的开明之举，未能在他的身后延续下去。

学习了希腊式战术的迦太基步兵（前4世纪）

第三次西西里战争起于公元前311年，叙拉古的君主阿加索克勒斯（Agathocles，他的出身十分低微，曾经做过陶器工人，后来因为军事天才而步步高升。他多次发动政变，甚至一度被流放，终于在前317年政变成功，成为城邦的君主）入侵西西里迦太基人的据点，打破了现存的和平条约。公元前311年，迦太基人在希梅拉河（Himera River）战役中击败了阿加索克勒斯。阿加索克勒斯不得不撤退到叙拉古，而迦太基人则赢得了西西里其余地区的控制权。同年，迦太基人围困叙拉古。绝望之下，阿加索克勒斯秘密率领14000人远征非洲大陆，希望通过领导对迦太基城的反攻来拯救他的统治。迦太基仓促应战，两军在迦太基城外的第一次白突尼斯（White Tunis）战役中相遇，迦太基军队被打败了。阿加索克勒斯和他的军队包围了迦太基，但迦太基坚不可摧的城墙击退了他。阿加索克勒斯虽然占领突尼斯北部，并成功鼓动几个对迦太基有异心的从属国以及一些希腊盟军加入他的阵营，但在前307还是被迦太基决定性地击败。阿加索克勒斯本人逃回西西里，与迦太基人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经此役双方都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动力，西西里局势基本回到开战前的状态。以上便是第三次西西里战争。

当时围城用的弹弓（发射石弹）

西西里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历时最长的战争之一，也集中反映了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冲突。腓尼基人虽然在整体实力上更占优势，但由于其作为重商国家，领土意识不强，同时统治的伊比利亚、非洲、撒丁岛等地的土著时叛时和，而对手以多里安人为主体的希腊人战争技术明显更胜一筹，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迦太基在布匿战争发生前，不过是和鼎盛期的斯巴达、雅典和叙拉古帝国一样，算是当时的二流强国，和统一意大利的罗马实力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并且由于同时期的凯尔特人、伊比利亚人、柏柏尔人大多处于文明水平比较低的部落政体，政治治理水平不高。如凯尔特人的战争往往是掠夺性的没有长远的规划，因此他们也没能成为西地中海的霸主。最终的霸权争夺落到到了亚平宁半岛这个舞台上。

叙拉古的希腊剧院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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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柏拉图三赴叙拉古陷入窘险之境
                                                                        —— 用生命筹码换来《法律篇》的体悟
转载自陈世和先生的博客

柏拉图像

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勒斯，他出身于雅典的名门望族，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20岁曾追随苏格拉底学习。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的500人陪审团投票判处死刑后，柏拉图一度对雅典民主制失望至极。为此他离开雅典，四处游学。他到小亚细亚、北非与埃及地中海沿岸、亚平宁半岛南部等地考察。他接识了一些欧几里德、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者和政治家。周游列国后他回到雅典，专心著述并创办了自己的学校“阿卡德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

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应以哲学家为王。如果统治者即国王能真心热爱哲学，良善的政治便会实现。因此，柏拉图相信，通过教育、引导，可以使国王成为哲学家。在柏拉图看来，通过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国家，这真是最简单最直接抵达理想之国的捷径！

古希腊有无数的城邦小国，各种政体形式的试验精彩异常。在这史无前例的人类政治体制充分竞争的历史条件下，柏拉图的巨笔，挥洒出理想斑斓的色彩，著出了最具个人理想与标杆性的著作《理想国》。

在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中，他从理念论出发，一厢情愿地设计了一个他自己理想的国度，即善在人间的体现。

柏拉图首先解释，城邦即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人的社会性所必需。

既然国家是必须存在的，那么就涉及如何治理的问题了。柏拉图认为人的秉性和品德至关重要。人的灵魂是由理智、激情和欲望构成，而不同的人的灵魂中这三部分又有不同的比例。因此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大体可划分为三类：即具有智慧禀赋的哲学家；具有勇武精神的军人；具有工作能力的生产者。柏拉图的划分不言自明地推崇第一类哲学家。自然，如果具有智慧禀赋的哲学家成为国王，那当然是柏拉图最理想的愿景与希望。

柏拉图执拗地认为，有智慧的哲学家是向善的。因此要善治国家，最根本就是抓教育，通过教育培养出良好品德的哲学家。反之，具有优良品性的哲学家也应该是经过教育培养出来的。看来，“货与帝王家”，不只是中国先秦诸子的想法，远隔千山万水的古希腊同样有着无数做帝王师美梦的人。

柏拉图此时对法律的认知，还处于一种工具层面的理喻。他认为，以法律治理国家，用那些刻板而又原则性的条文规定，去应付繁杂多变的客观社会现实，是难以适应的。法律只能是辅助性的手段，用抽象而原则性的法律治国，就像二流医生根据医书药典一成不变地疗治病人一样。因此，这一时期的柏拉图对法律是极不尊崇的。特别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的陪审团投票判处死刑后，悲愤至极的柏拉图对雅典的法律极度失望。他认为，法律只是惩罚的手段，没有良好的教育和从小没有培养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制订再好的法律也难以发挥良善作用，甚至走向反面。法律条文越多，刑罚越严酷，产生的罪犯就越多！

柏拉图生活的古希腊时代，历史故事的演绎纷然杂陈，历史叙事的维度也自然立体地凸现于后世。对哲学王统治的热爱，希望建立理想国，实现哲学王个人独裁的治理，思想家不止柏拉图一个，跟进的有不少。后世热爱个人独裁的知识分子层出不穷，这些热爱僭主统治的知识分子，甚至是思想家，有不少的确受到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但是，在柏拉图的时代，在雅典，他的哲人王理想国思想并不成为主流意识。这或许是希腊半岛及爱琴海诸岛上的民众因渔业与贸易的生存环境，确有对规则性法律的需求。相反在远离海洋或者说不以渔业与贸易为主的农业板块之上生存的大众，就有对僭主统治天然热爱的依恋之情，农业板块上生存的大众之于万岁爷的依依不舍，是出自于内在利益的唯一情感通道。因为，农人与渔民、商人、牧民不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家一户应对农耕可以单打独斗，抱团生存的需求不大，只有皇上的钦点惠顾才能使之升官发财。因而农人们思念皇上即僭主统治的深情在历史岁月中积淀，形成血脉中流淌的根脉，具有奴性的基因。即使人们的认知已进入互联网、机器人的高科技时代，科学早已揭示一个人的大脑智力有限，但颂圣的知识分子和农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仍然热爱僭主个人统治。

其实，柏拉图也曾强调，他绝对不是一位热爱僭主的人，相反他几乎算得上古希腊历史上最痛恨僭主政治的思想家。但是，哲人王与僭主无法准确区分，二者都是以个人独裁为表征治理国家。区分的标准乃是二者在执政过程中是向善还是趋恶，这实质是一个道德的价值判断问题。可见，柏拉图的“理型”即“理性所对的典型”，还是一个感官或想象触及的概念，应用范围仍然停留在道德价值层次，如美、善、正义、勇敢、虔诚等层面。事实上，把良好的向善治理寄托于一人的大脑，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君主天生是否具有善或恶的禀赋与德性，这实在是一个玄而又玄的运气问题。而柏拉图则信心满满，他坚信，通过后天的教育与引导是可以把君王改造成哲学家的。

为此，他三度扬帆叙拉古王国。

柏拉图为何看中叙拉古王国？

叙拉古王国的确具有柏拉图所想象的哲学家为王的理想国的条件。

在柏拉图时代，位于地中海的西西里岛东南部的叙拉古是战略要地。这里距亚平宁半岛很近，离北非也不远，其地缘政治优势使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雅典、斯巴达、迦太基几大势力竞相角逐，不同势力的博弈，造成了持久的战争，战争必然呼唤军事强人，于是僭主政治呼之欲出。

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一世，曾在不断地扩张中，强势崛起，摆平了几大势力后，最终成为西西里岛东南部叙拉古的霸主。

这一时期，地中海诸岛及希腊半岛上的各个城邦国家，都深受雅典文化的影响。叙拉古国王迪奥尼修斯一世是一位附庸风雅的人。他个人也具有一定的文学禀赋，他曾在公元前367年的雅典戏剧节上以创作悲剧获得一等奖。在叙拉古的宫廷里，不但有数学家、诗人，还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叙拉古对柏拉图来说，简直就是上天赐给他书写《理想国》的模板。柏拉图受到邀请，他兴高采烈地扬帆西西里，奔叙拉古而去。

这是柏拉图第一次赴叙拉古……

然而现实与理论的碰撞，迸发出的火花却是个人独裁的利益之光点燃并毁坏了常青的理想之树。柏拉图美好的哲人王愿景的说教无法使僭主迪奥尼修斯一世心悦诚服。特别是这位具有所谓智慧禀赋的哲人王，换句话说，这位聪明或狡猾的国王——迪奥尼修斯一世就自恃自己聪明过人，加之赫赫的战绩与霸主的荣耀早已使他飘飘然，他怎肯俯下身子倾听柏拉图喋喋不休的说教。说直白点，迪奥尼修斯一世邀请柏拉图来叙拉古，是为了装潢门面，用柏拉图个人的学术声望与名气粉饰自己的业绩辉煌。相反，如果是一位文盲的国王，他可能会认真听一听柏拉图精彩绝伦的演讲。但迪奥尼修斯一世是拼杀出来的雄主，具有写作能力与文学禀赋，他能文能武，岂肯倾听柏拉图忠言逆耳的说词。柏拉图对僭主专权的负面评价终于激怒了迪奥尼修斯一世，恼怒的迪奥尼修斯一世把柏拉图扫地出门了。

柏拉图被驱逐后，他回到雅典。但柏拉图心中的哲人王治理国家的《理想国》之火不灭，他仍然对自己的理想国愿景孜孜以求、一往情深。

叙拉古的老国王迪奥尼修斯一世在个人专权的荣耀与功利的怀抱中辞世了，其子迪奥尼修斯二世成为新的僭主。柏拉图在叙拉古接识的内臣迪翁颇具政治哲学头脑，他有广远的视野，他向新僭主迪奥尼修斯二世引荐了柏拉图。

考虑到新僭主对哲学热爱，知识欠缺，柏拉图接受了邀请，第二次扬帆西西里，来到了叙拉古。

从有关史料上看，最初新僭主迪奥尼修斯二世还是认真学习的。他缺少教养，但并不愚蠢。也可能是柏拉图的教育方式缺少循序渐进的策略。柏拉图习惯于雅典神殿和学园里的振振有词。柏拉图对个人独裁的批驳，直接触及到新僭主迪奥尼修斯二世的利益与心病，逐渐迪奥尼修斯二世对柏拉图关于僭主及其专制的负面评述产生反感。

与此同时，柏拉图与新僭主的接近，也引起那些在僭主专制中获利的朝臣们的担忧和不满。这些朝臣开始毁谤迪翁，诬称迪翁邀请柏拉图来叙拉古是为了动摇新僭主的心智，并联手乘机夺取僭主之位。谣言满天飞，反迪翁阵营终于占了上风，他们将柏拉图视为与迪翁结盟的智术师，运用三寸不烂之舌的雄辩滔滔之说词，达到反对新僭主及其专制的目的。事实上，柏拉图并没有与迪翁结盟，他对夺权不感兴趣。但他反对僭主专制希望哲学家为王实施开明政治的说教，正好给反迪翁阵营口实。而新国王，正意图将迪奥尼修斯家族固化与夯实在世世代代永续的僭主之位上。此时当然不能容忍柏拉图的说教及其思想。新国王曾要求柏拉图对自己实施僭主专制作正能量的赞美，遭到柏拉图的拒绝。为此，新僭主放逐了迪翁，扣留了柏拉图。

柏拉图第二次赴叙拉古又以失败告终，他被扣留在叙拉古，深陷风险之中。所幸叙拉古发生了战争，柏拉图得以脱身。

人，有时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战争结束后，新僭主迪奥尼修斯二世又不断写信，邀请柏拉图第三次赴叙拉古，柏拉图再三推辞。而此时流亡途中的好友迪翁不计前嫌，也力劝柏拉图再赴叙拉古，希望能将新的僭主导向正途，成为哲学王。犹豫再三，柏拉图为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哲学王的理想国，决定将这第三次赴叙拉古作为实现理想国的最后一次努力，于是柏拉图再度扬帆西西里，奔叙拉古而去……

事实非柏拉图所愿。迪奥尼修斯二世之所以一再邀请柏拉图，目的是让柏拉图呆在叙拉古，以柏拉图作为叙拉古王国的吉祥物，让世人都知道，古希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对叙拉古王国的热爱。令柏拉图悲催的是，他孜孜不倦的引导，这一次更为不堪。僭主迪奥尼修斯二世比上一次更加傲慢，这或许是迪奥尼修斯二世持政一段时间后，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群臣的顶礼膜拜，人们的礼赞欢呼，使迪奥尼修斯二世沉浸在肉麻的吹捧之中。权力的不受约束使他根本就不把柏拉图的教谕放在心上。他甚至忘乎所以，宣称自己就是哲学家，不需要柏拉图来教导。他再也不倾听柏拉图的说词，甚至连面子上的虛情假意也不要了。他又扣留了柏拉图，将其软禁，并将引荐柏拉图的迪翁的资产没收。那些对柏拉图心怀不满的雇佣兵和权臣，开始密谋杀害柏拉图。

柏拉图执着，他为理想国的实现穿越阴云密布的地中海风浪！他第三次奔赴叙拉古陷入凶险。柏拉图虽然最终虎口脱险，绝处逢生。但这次险些命丧黄泉的身体力行，却使他从叙拉古之惑的迷雾中醒悟。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哲学王治国的理想国原是海市蜃楼。

事实上，柏拉图意想的哲学王——理想国就有着概念上的偏执。他认为只要是热爱哲学，成为哲学家就能向善，哲学家治国就是善的体现。实际上智慧并不等于善良，有智慧有谋划也有可能趋恶。特别是国王，在没有平衡的权力制约，没有法律与制度的约束，权力给国王带来的荣耀与利益又是那样符合人的本原的私利需要。权力的任性驱使国王走向专制。专制多好，专制就是国王的辉煌！聪明的国王在无外在压力和其他权力的平衡下，岂肯放权走向开明？因此智慧不是向善的唯一，智慧也可因专权的需要而行恶。柏拉图三次扬帆叙拉古，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体验和领悟了新老僭主对权力的追捧，对专制的热爱。这绝不是新老僭主懂不懂哲学的问题，而是专制的哲学是维护僭主的切身利益的最佳谋划。

痛定思痛，柏拉图开始认真地研讨自己的第二方案，即以法治国的方略。

柏拉图的政治谱系嫁接上法律的枝干了！

西西里岛的三次挫折，差点让他命丧叙拉古，这从危及生命的本真体验式内涵中悟出来的道理，使他对君主政体的哲学王人治的理想破灭。他开始呼唤法律，他说：“人类没有天赋的国王，因此人类有义务聚集起来制定法律，竭尽所能地去获得正确的政体形式。”当然，在转向“法治”时，柏拉图为了遮掩自己当初推崇哲学王的尴尬，他指出：“法治政府虽然与哲学王的理想国相比，是属于次等的选择，但当你无法建立第一种最优即哲学王政体时，法治作为第二种最佳的选择就是完全正确和健全的政体了。”

柏拉图开始阐释他的《法律篇》。柏拉图在回顾历史之后，得出了神治统治时代之后只有法律才是拯救人类的结论。

柏拉图思想的转换是在西西里岛遭际挫折的体验，可以说是用命换来的思想巨变。只不过，柏拉图很巧妙地绕过了他原来尊崇的理想国，他对个人专制的僭主的痛恨是切身的领悟而非道听途说。因此他感慨万端，他说：“如果法律服从某种权威，而它自己又一无所有，那这个国家的崩溃为时不远了。但是，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并且政府是它的奴仆，那么形势就充满了希望。因而国家的最高职位必须授予最善于服从已制定的法律并在城邦中取得了此种成就的人。”（见《西方法律思想史》第27页，法律出版社）

柏拉图甚至直接说：“让西西里和任何地方的任何城邦不要再屈服一个世俗的统治者。”

什么是法律呢？柏拉图改变了原来的说词，他认为法律是理性的约定，“是拉人向善的金绳子”。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关键所在。因为人是复杂的综合体，人们往往在感情或利益的支配下背离善行而行恶。因此作为理性约定的法律能弥补这一点，它像一条纯洁的、柔软的金色绳子，拉人们向善。人们必须抓紧它，遵循法律的教导，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样向善的人们才能战胜另一种趋恶的拉力。

纠结于哲学王理想国与僭主政治的旋涡，柏拉图终于从叙拉古之惑的泥淖中爬梳出以法治国的理性。除叙拉古国王给他危及生命的教训外，柏拉图的聪慧睿智也使他能从自我思虑的羁绊中脱困。

柏拉图生存的时代，尽展古希腊历史精彩纷呈的演绎。柏拉图的家谱父系方面可以上溯至古代雅典的君主科德鲁斯，而母系来源可推源至民主派立法改革家梭伦。父亲去世后，其母改嫁，继父皮里兰佩斯是雅典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的挚友。可见，柏拉图既有贵族派的血统，又有民主派优越的人脉关系。尽管两派对立相互辩论、质疑，但却给柏氏以最佳的视角观察政体。

其实，柏拉图心中的民主制萌芽是潜藏的，这并非只是叙拉古之惑后才产生。柏拉图从长达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似乎已了解到这一点。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斯巴达与雅典为争夺霸权而起，由于战争断断续续，并不以雅典城邦为战场，因此战火并不影响雅典民众的日常生活。柏拉图虽然在战争中成长，但并未错过在雅典接受良好的教育。他熟悉文化的各类形式与成果，无论是剧本中的悲剧抑或是喜剧，对诗歌、哲学、律令他都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战败承认斯巴达的盟主地位。雅典城邦一度出现内部混乱，雅典的民主政体暂时被废，开始实行“三十僭主”的专政。柏拉图母系亲戚中有二位在“三十僭主”执政中执掌大权，欲邀柏氏进入政坛。但柏拉图凭着自己过人的观察与敏锐的判断，他对政治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事实亦如此，“僭主”专制在雅典不得人心，经过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三大民主派改革家对雅典民主制的推进，民主制已经固化于雅典民众之心，民众们对“三十僭主”的专政不买账，僭主的专政只维持了八个月就寿终正寝。

柏拉图思想摇摆于他对雅典民主制和僭主专政的等距离观察之中。但是，僭主的专政被废之后，代之而起的民主政体在恢复过程中因无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出现了过分讨好民众的局面。特别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在接受五百人的大审后，被投票判处死刑，使思想摇摆的柏拉图在这一时期走上了背弃法制的路径。

幸好，叙拉古新老僭主的蛮横专制与权力任性给了柏拉图生命之痛的教训，他从哲学王个人统治的《理想国》回到了以法治国之途。

醒悟后，柏拉图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法律篇》。

人们从《法律篇》的一些隐喻中发现，晚年的柏拉图在费尽心力地将人们牵引至光明的高峰。天才的柏拉图一旦醒悟，他睿智的预见以及对自我含蓄的批判，是那样充盈着真知灼见。他的法治主张，也在暗示修正他原有的基本理念。这种思想的转变，是用生命为价值筹码交换得出的真理，显得尤为珍贵！

柏拉图说，法律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作用呢？因为法律是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制定的。进而柏拉图放下了诗人的想象，他循序渐进地论证了从立法到执法的程序及其重要性。他说：立法的重要性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及每个个体的利益，而不是僭主的利益。良好的立法取得的重大成果。如果交给那些不合格的官员去执行，那么这些法律再好也不会取什么作用，因此必须挑选具有优良品德的官员去执行。

柏拉图从他的哲学视角思考法律问题，使他向善的理念有了制度性质的基座。柏拉图从哲学王的理想国走到法律篇的秩序与制度的世界。他的转变，影响世界，为后来他的学生伟大的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念与分权理论开辟了一个新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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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讲亚平宁半岛部分。这部分参考的资料众多，如有不妥之处请各位指出。

亚平宁半岛地理概况
高大的阿尔卑斯山脉像一个弧形的屏障，横亘在整个亚平宁半岛的北部，成为半岛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亚平宁半岛的东、西、南三面临海，它和西西里岛一起，几乎把浩瀚的地中海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半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不仅是欧洲的南大门，也可方便地通过海路到达地中海各地沿岸。
亚平宁半岛内，亚平宁山脉自北朝南斜穿整个半岛；河流众多，最大的水系是北部的波河；另外，中部有台伯河、阿迪杰河、阿尔若河等主要大河流，河流四周有冲积平原，著名的波河平原就介于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之间；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冰雪溶水，由众多小溪汇集在波河后自西北向东南流入地中海，千百年来，波河两岸的泥沙把沿河两岸冲积成了西北高东南低的波河平原--波河平原是半岛最大的平原，约占半岛总面积的1/6；波河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降雨充足，是半岛的天然粮仓。
由于半岛三面为地中海所包围，北部又有天然屏障阿尔卑斯山阻挡住冬季寒流对半岛的影响，所以半岛除了海平面500米以上的地区，气候呈典型的地中海气候，一年四季温度适中，气温变化小；冬天暖和多雨，降水量多，夏天凉爽少云；四季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物产丰饶。而半岛的山地地区比平原地区温差大很多。如阿尔卑斯山区气温可降到零下20度，一些山峰甚至终年积雪。

公元前500年左右古意大利族群分布图
Ligurian利古里亚人——本地远古民族
Etruscan伊特鲁里亚人——据研究应为本地远古民族与外来东方民族（西亚或亚欧交界处）融合而成的民族。东方民族带来了字母文字、城市建设、水利灌溉、金属工艺等技术，使伊特鲁里亚人成为半岛当时最开化的文明，对罗马文明的形成影响深远。
Umbrian翁布里亚人——印欧人意大利分支的一支
Faliscan法利希人——印欧人意大利分支的一支
Latin拉丁人——印欧人意大利分支的一支
Oscan奥斯坎人——印欧人意大利分支的一支
Illyrian伊利里亚人——印欧人希腊分支的一支
Messapic梅萨皮亚人——同样属于印欧人，但据研究可能是伊利里亚人的一支

政治上统一半岛的最初尝试，是伊特鲁里亚人在大约公元前550－前423年期间所做的。伊特鲁里亚首先控制了法利希和拉丁地区（罗马属于该地区，罗马王政时代后3王都来自伊特鲁里亚人），然后，他们又占领了坎帕尼亚北部。在相反的方向，他们从利古里亚人手中夺取了通往波河平原的关隘，控制了波河平原大部。他们开始排泄洪涝，着手开发波河流域潜在的农业财富，他们还与希腊人合作，在波河河口周围的沼泽地带兴建了一处贸易站。大约自公元前500年以后，这个贸易站成为半岛北部的贸易中心，繁荣兴盛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大约公元前525年，看上去伊特鲁里亚人似乎有可能不仅准备把亚平宁半岛，而且包括波河流域全部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但是，公元前524年，他们夺取坎帕尼亚南部的努力却归于失败；在大约公元前509－前474年期间，他们又丧失了对拉丁地区（包括罗马）的控制；公元前474年，在坎帕尼亚海域的一次海战中，他们被叙拉古人击败；在大约公元前450－前350年期间，他们在波河平原建立的大多数居民点，都遭受了来自阿尔卑斯山背后的凯尔特蛮族（高卢人）的蹂躏。公元前423年，奥斯坎人将伊特鲁里亚人赶出坎帕尼亚周边地区，最后占领坎帕尼亚的希腊殖民地库迈。伊特鲁里亚人失败的原因很明显，和腓尼基人不同，伊特鲁里亚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核心，只是有几个松散的城邦联盟。他们的扩张仅仅是建立城邦，或者只是军事首领的冒险活动。并且不幸的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城邦居于游荡劫掠的凯尔特人和崛起的罗马人中间，被凯尔特人削弱后，伊特鲁里亚人的城邦最终为罗马人相继征服了。

而半岛的希腊人，他们的人数太少，过于远离半岛的中心地区，并且互相攻伐。半岛最大的希腊城邦是斯巴达的殖民地他林敦（又是多里安人，即今塔兰托），建立于约公元前707年，它寄希望于从事扩张事业。然而，公元前473年，他林敦人却被半岛东南土著民族梅萨皮亚人决定性地击败。公元前334-330年，他林敦与伊庇鲁斯结盟，对抗萨莫奈同盟（奥斯坎人一支萨莫奈人建立的攻防同盟，萨莫奈人勇猛好战，也和罗马多次为敌）。伊庇鲁斯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大帝的叔父）在前331年的潘多西亚会战中兵败身亡。亚历山大大帝曾给这位叔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报告他在波斯会战的经过以及取得的重大胜利。这位长辈在回复自己侄子的信中感叹道：在我同男人们战斗时，你却是在同女人们作战。最后在302年，不死心的他林敦人请阿加索克勒斯（即为上文所述叙拉古君主）出兵援助，阿加索克勒斯先是犹豫不决，最后终于率军出征，帮助他林敦人与萨莫奈人作战。阿加索克勒斯在前289年的行军路上死去，希腊人在亚平宁半岛的扩张事业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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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的舞台现在留给了罗马。罗马处于台伯河下游，周边有七座山丘，这七座山丘分别为不同的人群所占有。而在其后，这七座山丘的居民开始共同参与一系列的宗教活动，并且逐渐组合起来。罗马城就这样逐渐成形，而居民们则将山丘间的沼泽地清理，并且在该处兴建市场与法庭。因此罗马也“有七丘之城”的美称。由于地处易守难攻的七山之地，周边的台伯河平原又产出丰富的农产品，罗马开始发展起来。罗马也是多民族混居的城市，罗马建城后主要有三个部落，分别来自拉丁人、萨宾人（奥斯坎人的一支）和伊特鲁里亚人等其他民族。每个部落拥有10多个胞族，每个胞族平时生产，战时提供数量不等的以一百人为单位的部队，成为“百人团”。“百人团”所组成的议会同时有一定政治权力。
在公元前600-509年受制于伊特鲁里亚的王政时期，罗马从这个比自己先进的文明学习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其军事，文化，技术、法律、宗教等等。由于频繁的对外冲突，部落民兵式的军队组织已经无法满足国家的需要，因此第6任国王塞尔维乌斯（伊特鲁里亚王）对罗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塞尔维乌斯以地域组织（19个乡镇）用以取代原来的血缘组织（3个部落），又在每个乡镇设立了4个左右的大队，用以取代原来胞族的军事指挥职能，每个大队战时提供7个百人团。并且根据财产的多寡，将罗马公民分为6个等级：第一等级提供骑兵和备有全套重装备的重步兵（类似希腊重装步兵，装备头盔胸甲腿甲，长矛、大盾以及备长矛折断损坏用的短剑），接下来的二三级备稍微差点的重装备，四五级则仅备投石标枪等轻武器或者从事后勤工作，第六级无产阶级则不是征兵对象。每等级中每百人为一个单位，同样称为百人团。基本战术为2个轻步兵百人团组成第一列战线、3个重步兵百人团组成第二列战线、2个重步兵百人团组成第三列战线。第一列由轻步兵组成，战前列于前排以投石、标枪等骚扰敌人，接战后撤入后方及两翼择机攻防。第二列由重步兵组成，他们是罗马军阵的作战主力。第三列同样由重步兵组成，他们作为预备队负责支援第二列。在重步兵百人团当中，他们列成方阵，装备优良或富经验者站在前排，装备薄弱或无经验者列于后排，骑兵保护侧翼。经过此番改革，罗马形成权责明确，战术完备的公民兵体系，得以顺利扩张，在王政后期已成为拉丁地区最强大的城市。

之后伊特鲁里亚王的暴虐统治令罗马人推翻了国王，摆脱了伊特鲁里亚的控制。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成为了罗马的最高领导机关，执政官由百人团议会从贵族中按年选举两名，处理国政和军政。两位执政官共同处理作战事务，通常根据日期轮流指挥作战。如果遇到紧急事件则以其中一人为独裁官，全权处理国家事务和指挥军队。共和国早期，罗马与伊特鲁里亚王残余势力以及周边其他势力的冲突频繁不断。在降服周边地区后，罗马的第一个劲敌是伊特鲁里亚大城维爱。维爱位于罗马城西北16公里处，台伯河北岸，早在王政时期罗马便与之交过手。双方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争夺台伯河口的平原、盐场、贸易站和周边市镇。在前405-前396最后的维爱战争期间，罗马围攻维爱长达九年，罗马人发现维爱城墙下有一个地下排水道，便派人沿排水道潜入城中，同时在城外组织强攻，最终占领了该城，城中居民均被卖为奴隶，土地并入罗马，罗马实力大增，成为半岛中部最强国家和拉丁城镇同盟的领袖。

罗马早期重装步兵形象

这时一个罗马公民只需服役 6 年，期满之后他即可退伍。某些人可能一次服役１年，然后必须在下一次征兵时再次服役，直到他们服完 6 年兵役。一个士兵在服役期满之后，他有作为志愿兵（evocatus）被征集的义务。evocatus 这个词即指，罗马军队里那些已服役期满，获得退伍令，但可以在执政官或将领的邀请下志愿被募集的士兵。一些富有或声望卓著的将领在新的战役之前可能征募大量的 6 年服役期满的志愿兵。为了不耽误农耕，罗马人的战争往往安排在夏季。然而随着战事的频繁发生和罗马的扩张征服，战事常常持续到冬季影响到来年的春种。为了防止长期在外的士兵惦念农活和滋生厌战情绪，罗马在维爱战争期间开始向长期在外作战的士兵发放军饷。这使得士兵因长期在外作战造成的土地荒芜的经济损失得到了弥补。从而稳定军心，利于国家发动长期对外战争。除军饷之外，连绵不断的对外征服的结果使罗马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战利品。对于土地，罗马将这些新土地的一部分用来奖赏军队。此时的土地分配原则还比较公平，即使贵族和战功卓著的将领也与所有参战士兵一样，领取同样数额的份地；对于战利品，罗马士兵掠夺敌人的黄金和白银是罗马国家鼓励的一种行为。但每个士兵所得到的战利品中的十分之一需要拿出来敬神。

罗马取得这次大胜后不久，危机显现。前400年迁徙到波河平原的凯尔特部落，390年开始入侵亚平宁半岛中部。他们先是劫掠伊特鲁里亚大部分地区，同年在阿尔利亚之战大败罗马人，乘胜直扑罗马本土。罗马人将城里的人们疏散或者转移到七山之一的一座城堡和朱庇特神庙内，凯尔特人攻占了城市的其他部分。在罗马付出大量贡金后，凯尔特人离开了罗马。
凯尔特人的侵袭使拉丁同盟形同虚设，一些拉丁城镇挑战罗马的领导权，周边其他民族城镇也加入混战。罗马击败了一些城市，很多被征服的城市成为罗马领导下的拉丁同盟成员。凯尔特人对半岛中部的侵袭长达50年。这50年中罗马成为反抗凯尔特人城邦的领袖。为了对抗凯尔特人，罗马人开始改革自己的军事体制，成立了一支小规模的常备军。罗马所有体格健全的17-60岁男性公民，都有强制服役义务，服役期也大大延长。每年抽选20个大队服1年现役，公民兵在服现役期间有军饷。每10个大队组成1个军团，两名执政官各指挥1个。大队下辖的2个轻步兵百人团改为2个少年兵百人团（17岁以上），装备标枪与小圆盾。大队下辖的5个重步兵百人团按照年龄的大小改为2个青年重步兵百人团（20多岁），装备剑与椭圆盾；2个壮年重步兵百人团（30多岁），装备剑与椭圆盾；1个后备重步兵百人团（40-45岁），装备长矛与椭圆盾。而45岁以上的老兵则作为守备部队保护城镇和营寨。同时在军队装备吸收引入了高卢人的盾牌、头盔、盔甲式样的优点。军团作战时分成四列战线：第一列为少年兵、第二列为青年兵、第三列为壮年兵、第四列为后备兵。第一列接战前以投石、标枪等骚扰敌人，接战后撤入后方及两翼择机攻防。见识到高卢剑盾兵强大威力的罗马人，将主战武器由长矛改为了剑，抛弃了希腊式的矛盾战术。由于线型战术只适合开阔的平原地形，于是罗马人改为使用灵活的军团战术。每个百人团为一个小方阵，横列约20人竖列约6人，第二、三列中的小队正对前列的小队，每列间隔约90米，而同列小队每个小队间间隔约27米，形成棋盘状纵横交错的队形。这样的作战队形较容易在崎岖地形实施机动作战，不必担心部队前后失去联系。必要时队列可以互换穿越、支援以实现战术目的。战时扩军，每名执政官指挥3个重步兵军团、1个轻步兵军团。8个军团不够用再新增指挥官，每名指挥也是指挥4个军团。战后裁军，维持2个重步兵军团的规模。同时乡镇长官也不再拥有百人团的指挥权，而以经验较丰富的老兵进行指挥，称之为“百夫长”。从此，罗马军队主要是根据年龄和经验而不是财产使用兵员，虽然仍然保留自备武器的传统，但后续的武器补充则由国家出钱来购买。
一方面遭到几次挫败，另一方面劫掠已无利可图，凯尔特人于前350年后逐渐退出亚平宁半岛中部。罗马人在前362-前345年又遭到拉丁同盟内部一些城邦的反抗，这套新的组织战术令罗马人克服困难保住了其领导地位。

前343年，罗马盟友卡普阿（为坎帕尼亚第一大城市）请求罗马援助，以抵抗好战的萨莫奈部族的进攻，罗马为此出兵，在芒特高鲁斯会战中取得了胜利，保住了坎帕尼亚的控制权。
前340-337年，被罗马控制的拉丁同盟及坎帕尼亚城市联盟中，一些对罗马不满的城市开始联合起来，对罗马的领导地位进行反抗，他们也得到周边一些部族的支持。幸而萨莫奈人正同希腊人作战，未能参战。前339年，罗马军队在维苏威战役中失利，执政官阵亡。公元前338年，重整的罗马军队在特里法努战役中取胜。拉丁人和坎帕尼亚联盟失败后被迫与罗马结盟，基本上附属于罗马。公元前335年，这两个联盟均被解散，继而于公元334年，一部分拉丁和坎帕尼亚城邦，在未被剥夺自治权的情况下被并入罗马政治实体（也即他们公民的”国籍”既有本城邦”国籍”，又有罗马”国籍”）。罗马不断加强其地位，逐步蚕食这一地区。
公元前333年，罗马在安提厄姆建立了一个小的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公民兵驻防地，并在不剥夺他们的罗马公民权的情况下，让他们建立了一个自治市镇，同样实施双国籍的管理办法。这种做法后来被推广开来，罗马在精心选择的战略要地建立起殖民地，作为守卫所征服领土的军事要塞。罗马对这些殖民地进行了保护。她给予它们一等盟邦的地位。这些殖民地随着罗马在半岛的扩张在各处建立起来，加强了罗马对半岛的控制。
公元前327-304年。罗马与萨莫奈同盟爆发第二次战争。战争初期萨莫奈同盟多次取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罗马人被迫停战。痛定思痛的罗马人对其军队进行了一些改革，他们引进了萨莫奈族的标枪战术，为重步兵装备了标枪。罗马还给予军团大队长在战场上灵活机动的权利（之前必须先请示军团长，往往贻误战机），从而提高了罗马军团的灵活性。并且又一次进行扩军。每名执政官仍然指挥四个军团，2个是罗马军团，2个是盟国军团。两个罗马军团当中，1个由罗马国内公民组成，1个由罗马海外公民（双国籍城邦公民）组成。两个盟国军团的士兵全部由单国籍城邦提供。这样罗马在和平时期就拥有了8个军团的兵力。战争时所能调集的军队也大大增加。罗马也创新地发展出一套兵营构建技术。罗马军队只要在野外过夜，都要安扎设防的兵营。筑营时每个士兵都分配到相应的工作，使得兵营构筑极为迅速。罗马军每人都会携带栅柱，用于构筑栅栏。围绕兵营四周挖有壕沟，栅栏立于壕沟内侧，挖出的泥土用于加固栅栏。兵营里有整齐的道路和营舍，各分队间的相对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这使得部队得到安全的营地，将领们调整攻防策略时也更加从容。同时军饷分发及部队物资补给等后勤组织也制度化并完善起来。

改革后的罗马二、三、四列部队图示

罗马与萨莫奈同盟的战争不久后再次爆发，双方互有胜负。前312年修筑的从罗马到卡普阿城的阿皮亚大道，使战争的天平倾向罗马。罗马依此迅速调动军队，终于将萨莫奈人赶出坎帕尼亚。萨莫奈人鼓动伊特鲁尼亚人及半岛东南地区的意大利部族加入同盟，仍然被罗马一一击败。 最终罗马在前305的博维阿纳姆会战中击败了萨莫奈人，到304年，伊特鲁尼亚和萨莫奈同盟被迫同罗马议和。
罗马的强大和成功主要取决于：一、军队是有具强烈责任感的自由公民组成的；二、发展了灵活机动的军团战术，在野战中这种组织形式有巨大优势；三、长期的作战经验、坚持不懈的训练、严格的组织纪律、优秀的后勤保障制度和设施；四、罗马政府在对待盟国和殖民地等方面的智慧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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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文明的“曙光时代”
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明
Ｖ
撰文/乐骏
供图、支持/浙江省博物馆
佛罗伦萨国家考古博物馆
托斯卡纳大区考古遗产监管局
锡耶纳考古博物馆

↑ 出土自托斯卡纳最著名的伊特鲁里亚墓葬中的石棺，石棺的盖子上展现了一位斜倚着身子的男子形象，矩形的棺身表面雕刻有两位爱神丘比特共进盛宴。
意大利从不缺古老的遗迹，博物馆里也摆满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珍宝，即使这样，对于意大利来说，伊特鲁里亚文明的重见天日仍然是一次重大的发现。
居住在意大利中西部地区的亚诺河与台伯河之间的伊特鲁里亚人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迅速在古代世界中崛起。它的繁荣与此地丰饶的物产密切相关，肥沃的土地带来了丰产农作物，曲折的海岸线和平原上的潟湖为人们出海捕鱼和交易提供了合适的停泊场所。更重要的是，在矿产资源极为贫乏的地中海地区，那里的矿产资源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其他地区的商人，特别是来自希腊的商人，依靠这些矿藏，伊特鲁里亚人几乎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矿物冶炼业，并随之形成了一个影响整个地中海地区的贸易网。

↑ “浮雕之墓”，墓中装饰有伊特鲁里亚贵族日常生活所需用具的浮雕，显示出伊特鲁里亚人事死如生的观念，意大利切尔韦泰里，公元前4～前3世纪。
贸易的发达和文化的交融构成了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基础。与此同时，这些远道而来的商人影响了伊特鲁里亚的政治、文化及艺术走向，使伊特鲁里亚成为一个由独立的城邦所组成的松散联邦。
同样，伊特鲁里亚在向北和向南进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也影响了其他地区，他们甚至还建立了塔克文王朝，统治罗马达100年之久，处于权力巅峰时期的伊特鲁里亚“占据了整个意大利，从阿尔卑斯山脉到西西里海峡都有它的盛名”。

↑ 具有石棺的伊特鲁里亚墓地，石棺由大石板砌成，石棺上方放一圆石作为标记，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公元前5世纪～公元6世纪。
然而，伊特鲁里亚的消失同它的出现一样快。曾一度被伊特鲁里亚人统治的古罗马人将伊特鲁里亚的城邦一座接一座征服。到了公元前3世纪初，独立的伊特鲁里亚已不复存在。再后来，伊特鲁里亚的语言已无人使用，他们的文章也没有人去抄写了。不过，伊特鲁里亚的一部分——准确地说是其历史影响和痕迹还是保留了下来，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里，在伊特鲁里亚的艺术品中，以及伊特鲁里亚给西方文明留下的印迹中都能看到伊特鲁里亚的身影。

↑ 伊特鲁里亚文明示意图。伊特鲁里亚文明从意大利西部地区的亚诺河和台伯河之间的肥沃地带兴起，直至向南北扩张。（绘图／张晓邦）
伊特鲁里亚文明的神秘起源
希腊人称伊特鲁里亚人为迪莱诺伊（Tyrrhenoi）人，罗马人则称之为图什（Tusci）人或埃特鲁什（Etrusci）人，而伊特鲁里亚人似乎自称拉森人（Rasenna）。伊特鲁里亚人的来源之说有本土自发、海上移民和北方移民三种，至今尚无定论。
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源头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与最早的维兰诺万文化（Villanovan Culture)现象同期，该文化得名于意大利博洛尼亚附近的小镇维兰诺万，即首次发现具有该时期特征文化的遗址地点。因此，伊特鲁里亚的早期文明也被称为“维兰诺万时期”（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700年）。

↑ “渔猎之墓”，来自意大利拉齐奥塔奎尼亚的墓室围墙上的壁画，表现了伊特鲁里亚人捕鱼和用弹弓捕猎鸟儿的场景，显示出渔猎在伊特鲁里亚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公元前520年或前510年。
此时， 原始的伊特鲁里亚人处于铁器时代，他们居住在由泥巴墙围成的小屋所组成的小村庄里，在山上和易于防守的位置过着群居的生活。虽然当时存在着地区差异，不过各地的文化差异并不明显，实行平均主义。这点在对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墓葬进行考古发掘中就能感受得到。当时一般实行火葬，死者的骨灰被放入陶瓮中，有时瓮的形状像一座小房子，装入骨灰的瓮埋在圆坑里。这样的葬礼很难体现出死者在社会地位或财富上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 伊特鲁里亚文明早期的典型文物之一——骨灰瓮的瓮盖，可能是一件青铜头盔的复制品，称顶饰头盔。盔顶有一个饰有羽毛或动物皮毛的羽冠，是部落酋长的头饰。

↑ 伊特鲁里亚文明早期的典型文物之一——骨灰瓮。它的造型往往模仿死者生前的私人住宅，本件模仿的是带门的圆形尖顶茅屋，和现在那些意大利边远地区仍然存在的棚屋没什么不同。
到了公元前8世纪初，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来自爱琴海的埃维亚岛上的古希腊商人被伊特鲁里亚那蕴藏在地下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深深吸引，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于意大利的南海岸和西西里岛建立了许多聚居地，以至于后来的作家给这一地区起了个“大希腊”的绰号。从而也逐渐开启了伊特鲁利亚文明的第二个阶段——“东方化风格时期”（公元前700年～公元前600年）。
依靠这些矿藏，伊特鲁里亚人几乎控制了整个地中海中部地区的所有铜矿和铁矿，可能还有锡矿。考古学家发现这一时期的矿坑中有竖井、坑道、地下通道以及熔炉和巨大的矿渣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数量巨大的矿渣堆甚至被重新提炼，为意大利的军工业提供金属。

↑ 伊特鲁里亚桶形瓶，由珍贵的青铜薄片制成，瓶身装饰有优美的几何图案。这类斯图拉瓶是意大利北部常出现的一种器物类型。在矿产资源极为贫乏的地中海地区，正是伊特鲁里亚独特的矿产资源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其他地区的商人。
与另一大文明的联系加快了技术知识的发展，进而对伊特鲁利亚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的作物品种和栽培方式——尤其是葡萄和橄榄的栽培被引进伊特鲁里亚，同时传入的还包括一些重要的技术革新，如陶轮。已经掌握娴熟技艺的青铜冶炼作坊和陶器作坊迅速利用这些来自希腊的有利条件，并将其与本地的形式和装饰技艺巧妙地结合起来。
与希腊世界的接触还带来了许多外国物品的进口，更由于控制了许多资源丰富的矿藏地区，如位于南部奇维塔韦基亚附近的托尔法山和北部锡耶纳附近的梅塔利费雷山（其字面意思就是金属矿藏的山地），伊特鲁里亚地区具有极大的经济潜力，被这点吸引，许多工匠和商人纷纷开设商行。
商业往来给伊特鲁里亚带来了思想和物质上新的财富，新的贵族阶层应运而生。

↑ 伊特鲁里亚金圆盘，雕刻有飞鸟、耕牛、马匹的图案，可见出伊特鲁里亚人拥有丰富的农业生产，意大利罗马省Palestrina地区Bernardini墓地出土，公元前7世纪。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伊特鲁里亚人从希腊商人那里学会了书写，他们所使用的字母由希腊字母演变而来。有迹象表明，人们第一次见到这些字母时，是把它们看作一种地位的象征；富人的坟墓里出土的文物上有时就装饰着新的字母，表明字母在伊特鲁里亚人心目中代表一种尊严，或许在他们看来还具有某种魔力。由于希腊人的语言和伊特鲁里亚人的语言毫无关联，所以这些字母也需要一些演变以适应伊特鲁里亚人的发音习惯。随后，经过演变的字母传给了其他的意大利民族，其中最主要的是罗马人。他们随后又把这些字母传到了欧洲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那里至今仍在使用这样的字母。与此同时，意大利北部的居民还跨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欧洲的日耳曼部落，将这些文字最终发展成为今天斯堪的纳维亚人所使用的如尼文字。今天，众多的考古发现仍然没能让考古学家完全搞清伊特鲁里亚的语言和文字。事实上，伊特鲁里亚语与任何已知语言都没有联系，它的这种独特性更增加了伊特鲁里亚民族的神秘感。

↑ 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领土，壮大后的伊特鲁里亚人也经常从事战争。这辆不折不扣的双轮战车是其明证之一，是伊特鲁里亚领主在军事阅兵时所乘，后来与一系列种类丰富的殉葬品一起陪葬，作为墓主人权力的主要标志。
蓬勃发展的大量生产活动和各种行业的专业化发展促使伊特鲁里亚的村庄结合成大的城镇，这些城镇于公元前7世纪发展成城市，至公元前7世纪末，12个伊特鲁利亚城市结成联盟。这些新的元素促进了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转型，一个更为复杂的文明形态开始崛起。由此，伊特鲁利亚文明进入“古代风格时期”（公元前600年～公元前480年）的鼎盛时代。

↑ 举着盾牌的伊特鲁里亚战士，青铜小雕塑，公元前4世纪。
领主文化：惨烈与浪漫的交织
自从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伊特鲁里亚本土民族与希腊人建立联系，他们就开始学习希腊的艺术趣味和技巧，不久也开始接受希腊文化，并展开了一种新的贵族式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生活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伊鲁特里亚的社会性质。
根据墓葬和殉葬品推断，从社会经济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一阶段伊特鲁里亚社会的特征表现为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顶层阶级是一群被称为“领主”的精英群体，诞生于一些占统治地位的家族集团。一方面，领主们将其权力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上，因他们拥有开发土地资源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特权使他们得以控制交通要道，并因此获得与较远地区进行商业交流的特权。后来，对矿藏资源的开采也为他们带来了额外的财富。

↑ 利奥帕德墓地中的壁画，意大利拉齐奥塔奎尼亚出土，公元前6～前2世纪。壁画中表现了伊特鲁里亚贵族阶级宴饮的奢华场景，领主们头戴花环，倚靠在卧榻上，享受着仆人的服侍，两旁有乐师吹奏美妙的音乐。
著名的伊特鲁里亚贵族几乎总是在不断作战，贵族们在保护自己的财产和领土的同时，也会向外扩张，吞并邻国的土地和人民，这在古代各民族中极为司空见惯。可以说，战争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活动。惨烈的战争之外，伊特鲁利亚领主是一群喜欢享受浪漫的田园生活、讲究生活韵味和乐趣的人，领主文化的兴起最明显、最显著的一个现象便是奢侈品的大量出现。这些奢侈品或者从近东地区和希腊进口，或者由本地工匠模仿东方风格制造。这些物品包括金银器、彩绘陶器和精美的人物形象陶器，以及被“领主们”挂在腰带上用来盛放香膏和香水的陶瓶。

↑ 扣针，采用了失传已久的黄金微粒镶嵌工艺制成。

↑ 手镯，被认为是伊特鲁里亚珠宝首饰中的杰作，手镯运用了精美的浮雕装饰工艺和伊特鲁里亚工匠从东方借鉴而来的金银细丝工艺。
其中，伊特鲁里亚的金匠堪称使用造粒工艺的大师，运用这种工艺，他们能够将数百颗黄金微粒镶嵌在珠宝上。这种制作方法源于3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随后，在消亡前流传到了希腊和伊特鲁里亚地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金匠们试图重获这门失传的手艺，但一直没有成功，直到不久前，人们才重现了这种工艺。待伊特鲁里亚文明进入“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00年～公元前100年），即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首饰的类型和装饰图案发生了重大改变，复杂精密的造粒技术和撒粉工艺开始日益少见，出现了更多的具有典型希腊风格的饰品和器物。

↑ 金项链，出土于今意大利拉兹奥Palestrina地区，公元前5世纪。

↑ 伊特鲁里亚衣饰针，公元前650年。
宴飨与酒会：觥筹交错中交流往来
与希腊文明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的联系使伊特鲁里亚人形成了一些习俗，例如举办宴会（吃烤肉，效仿古代的荷马），以及后来的交际酒会（在社交宴会的不同阶段饮酒）。这些“礼仪”悄悄地走进日常生活和葬礼宴会中，并不可避免地对殉葬品产生了影响。实际上，许多有关荷马时代宴飨的重要证据正是来自伊特鲁里亚。历史上，交际酒会在伊特鲁里亚社交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伊特鲁里亚墓室中的壁画所描绘的形象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 这类小炭盆及一起出现的陪葬品，使用布凯罗陶工艺制作，只用于陪葬，反映出墓主人的家居生活。
以餐桌礼仪为中心，伊特鲁里亚人构建了一个荷马史诗中描绘的世界。极富象征意义的食物，譬如肉和葡萄酒，均为特殊场合使用而保存下来，并按照特定的仪式享用。虽然普通大众只能偶尔吃到肉类；而贵族们举办宴会的机会并非鲜见，相反，宴会是常有的活动，并遵照一个复杂的节目日程表进行。
然而，社交酒会与吃肉喝酒的宴会有着根本的区别，社交酒会往往伴随着演讲和其他社交仪式。在我们看来，社交酒会是以饮酒为中心的节庆娱乐。但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作为重要的社交机会，社交酒会这一习俗被认为是贵族生活最初的一种表现形式，与一种真正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贵族阶层的出现有关。正是从这一表现形式中，伊特鲁利亚的社会阶层才开始变得可以辨认、定义和区分。

↑ 过滤器，在宴飨中用于滤掉葡萄酒里的玫瑰花瓣、水果渣等杂质，也可用来滤掉香料中的杂质。

↑ 铁质炭架，可在铁架上烤制肉类。烧烤在古代社会不仅有着重大的祭祀意义，在社交和家庭生活中也有着重要意义。
现在有大量关于宴会本身的证据保留下来。一系列引人注意的瓶、饮用杯、饮料罐、混合酒和水的容器，均反映了伊特鲁里亚普遍的饮酒风俗，甚至包括葬礼上的饮酒风俗。古墓里汇集了珍贵的青铜制的厨房用具、酒器和盘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挖掘中出土的数以千计的陶器，从普通使用的盘子、碗和壶到装饰豪华的陶艺精品，应有尽有；这些陶艺精品颜色灿烂夺目，充分地装饰着人物和动物造型或者新奇的图案。这些陶器当中，既有从希腊进口的，也有对希腊风格的仿制，如黑绘陶器，更有伊特鲁里亚人的独特创造——布凯罗黑陶（薄胎灰陶）。布凯罗黑陶制作过程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焙烧工艺，为在使用棍棒抛光前使粘土变黑；造型上，布凯罗黑陶除模仿希腊陶器外，还受到金属器皿的启发，形成了极为丰富多样的造型，使得这一类陶器具有了别开生面的艺术风格。在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最后一个时期，还出现了形式优雅的黑色陶器，表面展现出类似贵金属的迷人光泽，这种成批生产、甚至近乎工业化生产的黑彩陶器取代了希腊风格的陶器成为主流。

↑ 伊特鲁里亚的坎达罗斯陶杯，典型的古希腊风格的双耳酒杯。杯身两侧分别装有两只造型对称的环形把手，颈部两侧则装饰着两张使用色彩叠印工艺绘制的女性面孔。

↑ 贮酒瓶，由最著名的伊特鲁里亚黑绘陶器画师之一米凯里画师制作。古风时期，蓬勃发展的除了伊特鲁里亚-柯林斯式陶器外，还包括黑绘式陶器，本件仿照从希腊进口的陶器制作，瓶身描绘了一个手持长矛奔跑的年轻人形象，很可能是一场出征舞表演。
“比其他民族更热衷于宗教习俗”
伊特鲁里亚人对宗教的虔诚在古代世界广为人知，有历史学家称他们是“比其他民族更热衷于宗教习俗的民族”，这表明在他们的思想中，神的力量决定人类命运的宿命论占有着重要位置。因此，对伊特鲁里亚人的同时代人尤其是罗马人而言，他们是一个十分尊重神圣预兆的民族，伊特鲁里亚解读预兆的牧师（aurispici）十分受人敬重，甚至连罗马人在遇到难题时也会向他们请教。

↑ 伊特鲁里亚赤陶庙宇模型，庙宇以带凹槽的圆柱支撑、山形墙部有雕像、山形墙两边有装饰屋瓦，意大利瓦尔齐，公元前3世纪。
伊特鲁里亚宗教为多神教。提尼阿为至高无上之神和万神之神，等同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他是宇宙的统治者，是主宰命运之神，他的象征是闪电。在一座被称为“塔拉莫纳奇奥”的小山上，考古学家曾发现提尼阿的身影。1892年5月11日，在挖掘一座新要塞的地基时，一座古老的蓄水池重见天日，水池周围发现了许多山墙装饰的碎片，还有一些瓦檐饰和其他建筑红陶的残砖断瓦。这一离奇发现激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些碎片来自一座被大火夷为平地的神庙，一座奉献给两位神灵的伊特鲁里亚神庙，这两位神灵的其中一位是提尼阿，另一位则是常与提尼阿一起出现的女神。挖掘过程中发现的“火灾迹象”证明了公元前100年后不久，这座塔拉莫纳奇奥神庙就被大火焚毁，而且再也没有重建过。塔拉莫纳奇奥神庙的山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件伊特鲁里亚文化后期具有完整的雕塑和建筑装饰的山墙。这一时期的建筑是石头堆砌的，但上层部分（屋顶和门楣）是木头材质，外表覆盖有用钉子固定的各种彩绘红陶装饰元素，并沿着屋檐装饰着一排瓦檐饰——即瓦房屋檐外的一种直的饰物，用于遮掩瓦排的结合部。

↑ 用于庙宇之上的女人脸造型的装饰屋瓦，公元前5世纪。
在神庙这样的圣殿中，人们除举行常规的敬神仪式外，虔诚的教徒还会献上各种各样的供奉雕塑。这些雕塑通常由神庙附近的小作坊制作和出售。供奉雕塑可分为多种不同的种类。它们中有代表供奉者的小型男女雕塑，由青铜和红陶制作；而有些大型雕塑则可以使用大理石雕塑。另外，许多供奉品被塑造成人体不同部位的造型以及一些动物雕塑，将其奉献给神灵是为了获得某些好处，或是作为康复后表示感谢的象征。
死者的世界：事死如生
伊特鲁里亚人不仅尽情享受着生活给他们带来的乐趣，还在他们文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为自己的死后生活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伊特鲁里亚人普遍相信逝者死后会在来世超生，并保留生前的习惯。由于这一信仰，他们照着自己房屋的样子建造坟墓，死后被安放在布置得像生前居所的坟墓里，生前使用的一系列物品也一同陪葬，包括床、脚凳以及灯盏，当然还有食品和酒。

↑ 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邱西地区的骨灰瓮往往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特性。这件骨灰瓮的造型奇特，在王座上放置盛有逝者骨灰的容器，容器带有人头形盖。骨灰瓮在王座上体现了死者生前崇高的社会地位。
伊特鲁利亚人第一次为自己的灵魂创造生活空间开始于维兰诺万时期，当时，他们制造了骨灰瓮。骨灰瓮作为存放死者骨灰的容器有时还会被制造成房子的形状，这种骨灰瓮一般埋在生活条件较好的人们的坟墓中，坟墓中还会有日常生活用品或死者的战利品等随葬品。在维兰诺万时期以后，房屋式坟墓在伊特鲁里亚人的坟墓中占统治地位，对于可以负担起这笔费用的人来说，“房屋”的样子则越来越变得像贵族的豪宅，内部一派祥和。到后来，伊特鲁利亚人不再进行火化，而实行土葬，这使得坟墓修建者摆脱了坟墓小型化的束缚，得以展开对坟墓内部的精心设计。坟墓中可以放置与人身体一样大小的瓷棺或石棺，棺上都装饰有华丽的高浮雕，并涂有油漆。装饰画面的主题多种多样，从神话故事中的场景到对来世生活的描绘。棺盖则再现了逝者的形象，有时躺着，而更多情况下，是以宴会客人的姿态斜卧着身子。于是，这种以前就已经出现在各种殉葬器皿中的社交酒会仪式，又一次出现在了棺木上，棺木的附近还会摆放死者所需的日常用品。

↑ 这是一件漂亮的红陶三角楣饰，原本装饰在（托斯卡纳）塔拉莫奈的塔拉莫纳奇奥山顶的神庙山形墙上。图像主题类似于“七雄攻忒拜”的传奇故事——这是希腊化时期的伊特鲁里亚广为流传的希腊神话。
但到了伊特鲁里亚时代末期，墓室内明丽的气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昏暗的幽光，这并不只是为了表达对死者的悲痛之情，也预示了随着古罗马人在伊特鲁里亚占据统治地位，伊特鲁里亚人的生活开始走向衰落——古罗马人并不认为死亡是充满宴席和其他乐趣的美好生活的继续，而是把它视为坐着小船前往地狱的可怕之旅。
而在火葬仍然盛行的地区，再次风行起在墓室里放置骨灰瓮的做法，瓮上通常都雕有死者的画像。比如，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邱西地区的骨灰瓮往往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特性。这些死者的归宿比他们生前的居所所留存在世的时间长千百年，并且还会继续流传百世。

↑ 用于祭祀或殉葬的象征性的青铜头和手雕像，出土于意大利瓦尔齐，公元前7世纪。将其奉献给神灵是为了获得某些好处，或是作为康复后表示感谢的象征。

↑ 用于祭祀的男性雕塑，这位男性身披斗篷，头戴花冠，右手握着奠酒时用的帕特拉碗。这种类型的雕塑在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的伊特鲁里亚中北部极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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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https://www.sohu.com/a/235199033_99894978

室利佛逝

学习了，多谢楼主科普~